湖南在地域上不是中国最大的省,在人口上不是中国最多的省,而在文化上却是最有特色的省之一。湖南处处青山绿水,气候适宜,湖南自古以来就是产好酒的地方,湖南酒文化更是源远流长。1988年,在湖南省澧县城头山和彭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中,观察到了距今7000年~9000年前的古稻田和稻谷壳的痕迹,这里的古稻比河姆渡要早出千多年,号称“天下第一田”。

另外,在1993年和1995年在湖南永州道县玉蟾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至今世界上最早的古栽培稻,经北京大学C14实验室及美国哈佛大学先后用质谱加速器测定,确定这些稻谷距今有1.4万年,这些稻谷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人类稻作文明遗物,由此证明湖南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便已脱离“茹毛饮血”,进入到“饭稻羹鱼”。同时,在发现古代栽培稻谷的彭头山遗址和玉蟾岩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的动植物化石和众多陶制酒(水)器和炊具,这些发现,证明湖湘先祖至少在1.4万年前便从烧烤、石烹进入到陶烹,通过陶制酒器更使人仿佛嗅到了湖湘先祖所酿的酒的醇香。在古代和现代考古学界均流行“谷物酿酒先于农耕时代”的观点,如汉代刘安便是我国最早提出酿酒始于农耕的人,他在《淮南子》中云“清酿美酒,始于耒耜”,就是说酒源于农业之初;现代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吴其昌先生在1937年也提出:“我们的祖先最早种稻种黍的目的,是为酿酒而非做饭……吃饭实在是从饮酒中带出来的。”这种观点在国外还很流行,时隔半个世纪,美国人类学家卡茨博士又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人们最初种粮食的目的就是为了酿制酒,人们先是发现采集而来的谷物可以酿造成酒,而后开始有意识地种植谷物,以便保证酿酒原料的供应。依此来看,湖南既然在1.4万年前就开始种植稻谷,那么,我们应该有理由相信,随着原始农业的产生,水稻栽培的普及,湖南用稻谷酿酒的源头就更在此之前了。

在历史文献中,古人对湖湘饮食亦有丰富的记载。如屈原在《楚辞》中就提到过衡阳古酒“骿?酒”,并称其为“楚源骿?”,他还在《招魂》中,对楚地湖南宴席上的美食和美酒均做了详尽而生动的描述。《战国策·魏策》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据专家考证,仪狄为女性酿酒官,极有可能是古武陵地域的部落先民。特别是古武陵文化圈的“酉水”、“澧水”,就与酒文化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辞源》中写道:“古文酒与酉同”。

按湖南民间说法,酉水河以前又叫酒河。而《酉水·禹贡》说酉水就出自今沅陵,酉水流域分属湘、黔、渝、鄂边区的武陵山地,为古酉人的世居地,酉水古称酉溪,是武陵五溪之一。“远在唐虞,为三苗地。”“楚、秦为黔中地,汉以降,先后设有酉阳县、酉阳州、酉阳军、澧县、澧阳县等”。古代酉、酒、醴、礼都是相通用的,醇酒也叫醴酒,甲骨文中此字正象以陶豆盛醇酒祭神之状,后人加酉旁为醴,《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载:“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上古时善于酿酒的部落所居之水为澧水。另外,楚国一地盛产菁茅(也称之为苞茅),《禹贡》、《汉书·地理志》等就有“包匦菁茅”的记载。这种茅草同样也盛产属于楚国的湖南湘北和湘西一带。周天子让楚人上缴的贡品,就有这种茅草,主要用于缩酒祭祀。另外《论语》、《楚辞》、《吕氏春秋·本味》、《齐民要术》、《艺文类聚》、《北山酒经》等文献对湖湘饮、食均有丰富的记载。

另外,在湖南民间还有许多关于炎帝造酒的传说,中华民族被称为“炎黄子孙”,炎黄二帝中作为中国农业文明的开创者和传播者的炎帝,“始作耒耜,教民稼穑;普尝百草,始有医药;治麻为布,制作衣裳;日中为市,首倡交易;耕而作陶,创制陶器。”炎帝缔造了中华古国最早的文明,为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后人誉为是农耕文化的创始人。炎帝在湖湘大地上留下了丰富的足迹,湖南是神农炎帝和黄帝的生活之地和炎帝安寝之地(株洲有炎帝陵)。炎帝是农耕文明的始祖,也是酒文化的奠基人,炎帝时代已具备了酿酒的原料、贮酒的设备,并从猿猴造酒总结出了酿酒的技术,当然,炎帝贵为帝王不可能亲自动手,只能教导和指导他人酿酒,依此来看,那酿酒之人必是湖南先祖了。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不仅有酒和大量残留食品的遗迹出土,而且还有食简、筷子和饮器、食器等,其量之多,其质之精,其包含的应用范围之广,足可以开一个汉代饮食博物馆。在西汉墓中出土的文物中关于酒的记载有白酒、米酒、温(酝)酒和肋酒等几类,特别是在出土的帛书《养生方》和《杂疗方》这两本医药学方面的著作中,还有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酿酒工艺记载;马王堆汉墓女尸数千年不腐的原因之一就是经过了“七窍灌酒”;在澧县城头山城市文化群中,考古还发现了用于滤酒的“漏斗形澄滤器”,这便是距今7000年~9000年前在湖南已出现酿酒工艺的历史见证。湖南还发掘出了中国南方最多、质地和造型最优、堪称国宝的青铜酒器。以上所述都从文字和实物上充分证明了古代湖南自中华人文初始时,就产生了酒文化。

湖南人喜欢饮酒,更会酿酒,湖南古属荆州之域,楚湘文明之地,山水奇秀,五谷丰茂,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温和湿润的气候,给湖南酒品酿造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和环境基础。湖南又是产粮大省,优质的稻谷、小麦、高粱、包谷等杂粮和丰富的水果均为酒的酿造提供了优质的原料,因此湖南酒品种之多,酒质之优令世人称绝。

先说古代酒。源于中国,作为世界三大古酒之一的黄酒,其品种虽多,但湖南衡阳的骿?酒(又称酃酒)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其酿造工艺与绍兴黄酒、日本清酒同宗同源,酃酒闻名的时间比绍兴黄酒要早得多。有专家称,中国黄酒的发源地就在湖南,在湖南衡阳的西渡。现代在湖南出土的酒器文物和西晋大文学家张载的《酃酒赋》等历史文献记载即可作为旁证。历代以来,赞美酃酒的诗词多达300多首,堪称中华一绝。《酃酒赋》载:“昔闻珍酒,出于湘东,既丕显于皇都,乃潜沦于吴邦。”“潜沦”是“泛滥”的意思,这里是指当时酃酒销售的地域已很广远,酃酒已远销到吴邦(江浙一带),而且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元人宋伯仁所著的《酒小史》罗列了从春秋到元代的华夏历代名酒百余种,其中首推骿?酒。2003年7月3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专题报道,标题是《西汉美酒今犹在》,报道称在西安市北郊的一个文景时代的大型汉墓中,发现了一坛深埋地下2130年之久,用凤鸟金锺盛装,重达26公斤,酒精度还有1度,碧绿清澈且香气扑鼻的西汉美酒。专家考证认为,此酒是粮食酒,就是产于湖南衡阳酃湖的“骿?”贡酒。从西晋太康元年(280年)起,历经南北朝、隋、唐、宋,酃酒一直列为皇室贡品酒,是中国历史上最悠久的贡品酒;酃酒独领魏晋南北朝300余年名酒风骚。

再看现代酒。到今天,“湘酒”无论是酒品,还是酒质都为人称道。说酒品:五次国家酒类评比中,有四种“湘酒”榜上有名。

论酒质:“湘酒”坚持传统的酿造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工艺,酒色清冽、口感醇和,“湘酒”真正算得上是“香酒”。现代湖南的“酒鬼酒”更是以其兼具“泸型之芳香、茅型之细腻、清香之纯净和米香之优雅”而成为中国白酒独特无二的“馥郁香”型酒,馥郁香型的定型使白酒湘军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白酒版图终因加上“湘酒”而被改写为九大板块。酒鬼酒被列入湖南特产的“八绝”,并率先以“中国文化名酒”而独步中国酒林。

古代湖南人心灵手巧,会酿酒还善于制作酒具酒器,近百年来在湖南各地出土的许多酒具酒器,很多成了国宝,在世界上也享有美誉。如在宁乡县月山铺出土的商代四羊方尊,是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在商代的青铜方尊中,此器形体的端庄典雅是无与伦比的。桃源出土的“皿天全方”有我国青铜器“方之王”的美称;醴陵出土的“象尊”是我国现存唯一的一只;还有长沙跳马涧出土的商代双羊尊、醴陵县仙霞乡狮子山出土的象形尊、衡阳出土的商代青铜牛形尊、湘潭县出土的商代青铜猪形尊、常德津市一座商代墓葬中还发掘出完整的一套青铜酒具,等等。另外,长沙窑是我国历史上的一座名窑,因生产过许多流芳后代的酒具器皿而名扬天下,在工艺技术上还曾创造了三个中国第一和中国古陶瓷器的十四个之“最”,堪称陶瓷史上的里程碑。

湖南酒文化不仅其物质文化可圈可点,其精神层面的内涵也十分深厚。湖南酒文化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湖湘美酒与湖湘文化,天生就有神妙的内在联系。湖南古今不少文豪、画家、书法家都与酒结缘,其感情可以说是“酒朋诗侣”,酒不仅能点燃了他们创作的灵感,增添了他们浪漫的情怀,酒更帮助他们展开想象的翅膀。世纪伟人毛泽东曾借酒赋诗抒情,北伐大革命形势岌岌可危之时,毛泽东忧国忧民,挥毫写下了苍凉、浓重、激越的《菩萨蛮·黄鹤楼》词:“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反映出一位匡世济时的革命家危难之时奋发进取的精神面貌。

从古至今,文人骚客诗坛书苑离不开酒,那些在书画界占尽风流的名家们更是“雅好山泽嗜杯酒”。湖南古代书法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代怀素,他是湖南零陵人,虽出家当了和尚但因嗜酒好醉,人们称他为“醉僧”,他和同样嗜酒的书法家张旭并称“癫张狂素”,他俩因“醉”而把草书推到了极致。现代领一代风骚的艺术大师齐白石,他常常携“酒”入画,表现了他对生活的乐观和不畏强权的傲骨。

湖南民间生活也因酒的饮用变得五彩斑斓,可以说,不论是从纵向的深度还是横向的宽度来说,湖南都有着丰厚的酒文化资源。

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了解湖南酒文化,本书从湖湘文化的视角,详细阐述了湖南与酒有关的历史文物、民风民俗、趣闻轶事等,对湖南的酒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梳理和介绍。笔者在工作和调研的基础上,写成了《湖南酒文化》一书,希望能引起更多人对湖南酒文化的关注和研究,为弘扬湖湘文化和重塑湘酒辉煌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