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文化建设是我国文化建设和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是,公民文化的发展和建设并不只是一个观念的和道德化的过程,而是与整个社会结构的发育、社会制度的完善,以及作为文化之行为主体的公民本身的素质、意识等等,都有着直接而深刻的联系。公民,是社会的主体,也是公民文化的主体。公民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社团组织的成员,在社会发展和进步过程中都具有不可忽视的能动作用。因此,公民的素质和道德状况等等,同样会影响公民社会的运转和进步,影响国家治理的有效性。

公民文化建设,有利于培育公民意识,提高公民素质,推进社会整体文明;有利于人们建构起与良好的生态环境相适应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形成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的健康生态人格,最终促进生态文明的真正实现;有利于弘扬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有利于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认同感的提高,实现我国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转变,推动政治文明进程;有利于形成良好的价值态度和公民行为方式,为建设和谐社会创造条件;有利于中国特色公民文化建设,重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相一致、相适应的民族精神,使我们民族以健全、有力的精神面貌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

国内外的学者们对公民社会、公民文化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对社会稳定、政治文明建设业已有了一定的探讨,但对于当代中国公民社会基础上产生的公民文化有何特点,公民文化的培育与公民素质的提高及公民性的养成有何关系,公民文化建设与政治文明的关系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而对公民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的建构、公民文化建设对民族精神重构的意义,公民文化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公民文化与人文精神、科学精神,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等问题则需深入研究。本书立足于当代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实际,借助公民社会理论研究的已有成果,初步研究了公民文化与人文精神、科学精神,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进一步探讨了公民文化建设的社会基础和主体条件,挖掘了公民文化对和谐社会建构的重要影响,提出了重构与公民文化相适应的当代民族精神的设想,揭示了公民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善治的形成的积极的互动和构成性关系,以及公民社会、公民文化的状况和公民的价值态度、行为方式,对于和谐社会的建构、政治文明的建设、善治的形成、民族精神弘扬的重要影响。

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civilsociety)是一个源于近代西方社会变革历程的极富包容性和开放性、且内涵不断演化的概念。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主要是由黑格尔提出、并由马克思加以完善的。当代公民社会理论家认为,公民社会主要由社会和文化领域构成的,同时强调它的社会整合功能和文化传播与再生产功能。美国政治学家琼·科恩(JeanL.Cohen)和安德鲁·阿拉托(Andrew.Arato)在《市民社会和政治理论》一书中认为,市民社会是“介于经济和国家之间的社会互动领域,由私人领域(特别是家庭)、团体的领域(特别是志愿结社)、社会运动及大众沟通形式组成”。他们主张通过文化意义上的市民社会重建、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实现民主、自由、平等、团结、公正的理想。

经过近30年的实践,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上的新生的社会因素和社会制度在不断地生发和成长。这些变化说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进程,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形式或生活样式,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制度和文化维度是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的个人的行动和观念的领域。但是,这种新的社会形式或生活样式不应是消极地保护私域免遭国家(政治)权力侵害的市民社会,因为在当今中国社会,市民社会的概念已经无法涵盖社会发展对它的要求,而应是建立相对独立于国家和政府,以市场经济充分发展,以民主政治高度发达、倡导公民参与意识、责任意识、独立人格为基础的公民社会。

经过近30年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已初步建立起了公民社会。随着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具有独立自主性的社会实体活动空间扩大,按照查尔斯·泰勒的观点,公民社会产生的标志就是独立的社团组织的存在。公民社会是催生公民文化的摇篮,公民文化则推动公民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对公民文化第一次大范围地进行研究的是阿尔蒙德和维巴在1963年发表的著作《公民文化》。他们认为公民文化是从一定思想文化环境和经济社会制度环境中生长出来的、经过长期社会化过程而相对地积淀于人们心理层面上的政治态度和价值取向,是政治系统及其运作层面的观念依托。香港学者余振教授则概括说:公民文化是一种平衡的政治取向,比如说,有政治活动,但不至于去摧毁政府的权威;有政治的参与和输入,但却是温和的;有政治纷争,但却是有节制的。公民文化的内涵是守法、宽容、恕道和理性论事的多元文化。

公民文化建设是当代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方面。公民社会有自己的文化和价值原则,公民社会不仅赋予了公民以特定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同时也要求公民作为社会的能动主体,形成和具有相应的行为模式和文化观念。公民文化建设是文化形态的变革,也应该是公民个体的自觉实践,是文化形态(结构)与人的能动行为内在统一的历史过程,涉及多方面的社会和文化因素以及人的精神和观念的不同层面。

社会资本是处于一个共同体之内的个人、组织(广义上的)通过与内部、外部的对象的长期交往、合作互利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背后积淀下来的历史传统、价值理念、信仰和行为范式。社会资本能够使参与者建立起联系与信任,使参与者意识到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提升参与者对集体利益的关注,深化其对自我的认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概念受到广泛关注,而社会政治学家们则实现了社会资本在民主政治建设的具体语境中的应用。

在这种逐渐扩大的研究领域中,社会资本不仅是公民社会的基础,也是一切政治共同体的基础。公民社会与公民信任成为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容,这也使得社会资本与公民文化有了广泛的结合。公民文化不仅是一种社会资本,而且有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和运作。培育公民参与意识、法制意识、主体意识以及信任和宽容精神,既是当代公民文化的主要内容,也是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容。目前我国现代社会资本还较为缺乏,制约了公民文化建设。在构建现代社会资本的过程中,发展公民社会,落实公民权利,培养公民意识,对于公民文化的培育有着重要意义。

人文精神是人类在求取其自身生存、发展的过程中,以真善美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不断实现自身解放的一种自觉的思想信念和文化准则。它内涵着对理性精神、自由精神、主体精神、伦理精神、平等精神、民主精神的追求。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铸造公民文化的基础。公民文化凝聚了人文精神的价值追求与目的导向,公民文化中的理性、宽容、主体意识是人文精神的体现。所以,公民文化与人文精神有着紧密的联系和内在一致性。但在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条件下产生、发展起来的公民文化既要继承人文精神的优秀文化内涵,又必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科学精神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优良传统、认知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其中包含着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科学作风诸因素,是作为文化形态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但深深地影响了人类近代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革命力量,而且科学精神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作为认识自然界的结晶,它们的进步必然会促进人们的自然观、道德观、宗教观、审美观等各种思想观念的变化,对公民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科学精神能够强化公民的民主意识,能够内化成公民的批判的怀疑精神。科学的理性精神是公民文化的基本要素,创新精神既是对科学事业的必然要求,也是公民文化的内核之一。科学精神与宽容、理解、民主、开放、合作紧密联系着,也是公民文化推崇的品格。

生态文明是人们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不断克服改造过程中的负面效应,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它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既有密切联系又有鲜明的相对独立性。生态文明鲜明的相对独立性,使之完全可以与三个文明相提并论,四位一体共同支撑起我国社会文明体系的大厦。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要具有高度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而且还要具有高度的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应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对公民进行生态文明教育,使他们掌握基本的生态文明科学知识,提高生态文明意识,学会对生态环境负责,积极参与保护生态环境的行动,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同时,也应通过公民文化建设,造就绿色公民。只有通过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人们才能建构起与良好的生态环境相适应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形成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的健康生态人格,最终促进生态文明的真正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既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更是公民的自觉践行。

公民文化的培育是构建生态文明的重要条件。只有当公民以权利本位、自主自立和自我发展的价值取向去面对公民社会生活,以民主、法治和公共精神去面对社会和自然,才能在充分认识自然的存在价值和生存权利的基础上,增强人对自然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增强人们对代内关系和代际关系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协调人与社会、自然的关系,达到三者共生共荣、共同发展。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经济全球化,使当今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文化与价值观的转变,这种新文化就是以公民主体意识、参与意识、法制意识和宽容意识为核心的新的公民文化,这就对当代的民族精神重构提出了新的要求:当代民族精神要高扬爱国主义的主旋律,并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体现主体意识、肯定权利意识、也要强调责任和义务;要培养理性和宽容的民族精神,建立现代文明社会。

政治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条件,也是社会整体文明的根本表现。政治文明与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之间存在着积极的互动和构成性关系。公民的政治文化、政治素质是公民文化的重要内容。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认同感对政治现代化的过程有着深刻的影响。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根本目标是实现我国文化由公民文化缺失向公民文化的转变。

善治,是人类社会管理公共事物的理想模式,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府与社会的最佳配合,更是公民与政府的良好合作,我们甚至可以说,善治是一种新型的政治文化。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善治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便不会有善治。而公民意识和公民文化是国家与社会保持良性关系不可缺少的因素,则是实现善治的关键所在。

在现代社会,社会的整合与和谐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但是,社会的整合是以社会的分化为前提的,社会的和谐是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的和谐。因此,和谐社会的建构一方面要有合理的国家政治制度,另一方面也要有充分发育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公民文化的状况以及公民的行为方式、价值态度,是建构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也是社会和谐的重要表现。